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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守卫边镇的东昌人——刘汉、刘宠

发布时间:2018/1/18 10:42:57 来源:聊城宣传网 文字大小: 打印 关闭  811(Hits)

刘洪山

 确切的说,刘汉、刘宠,是驻东昌府的平山卫人,是守卫边防的武将。刘汉是镇国将军刘通的五世孙、钦封指挥刘整的四世孙;刘宠是镇国将军刘通的六世孙、后军都督府都督刘鉴(其事迹见《聊城宣传》2016年第五期《明代京城保卫战中于谦部将——聊城人刘鉴》)之孙,他们是叔侄关系。在清代府县志中的记载是“刘汉,守备”,“刘宠,都司”;在光岳楼嘉靖十一年立的《重修光岳楼记》石碑上刻的是“平东二卫怀远将军、指挥同知刘宠”等当时的官职。

 明代北方边防设九个边镇,边镇设总兵官、副总兵官、分守、参将、游击将军、守备、协守等。这些官职“无品级、无定员”,战时由朝廷遣授和调卫所军官充任,事毕上交印信,解职回卫所。(参见《明史·职官志·总兵官》)

 宣府总兵、大同总兵刘汉,功罪难评的一生

 刘汉,在东昌府平山卫初授守备,后奉命赴明九边镇之一的大同镇御边,隶驻大同的山西行都司平虏卫。嘉靖三十四年(1555)一月,因抗敌有功,“升守备刘汉三级”(《明世宗肃皇帝实录》7259页)。六月杀敌有功,“升指挥张桓、刘汉秩二级,各赏银二十两”(上书7331页)。

 三十七年(1558)十二月,“命宣府北路参将、都指挥使刘汉充副总兵,协守宣府”(上书7866页)。三十八年(1559)二月,招降敌有功,“副总兵刘汉等十三员行军门分别犒赏”(上书7886页)。

 而同年因虏入蓟镇失事,五月“镇守总兵欧阳安等九人论死系狱,宣府总兵官刘汉等二十九人下巡按御史逮问”(上书7930页),九月又“升宣府副总兵刘汉为署都督佥事,充总兵官镇守大同”(上书7972页)。

 三十九年(1560)三月“大同总兵官刘汉督兵镇河堡,出塞捣虏帐子(于)灰河……虏聚喜峰口外,窥犯蓟镇,汉乘虚攻其巢”(上书8050页),七月敌首俺他西行,叛逃投敌的“丘富等居板升(蒙语宫殿的译音)如故,于是大同总兵刘汉谋之”,“乘虚取富”(上书8100页);之后敌入大同、山西,十月论“失事罪,革山西总兵王怀邦、大同总兵刘汉职,汉仍同右卫参将孙吴等听勘”(上书8144页),十二月,“因经营马匹倒死数多”,“下中军刘汉等人于法司问”(上书8173页)。

 四十年(1561)四月,又因招虏人口及夺回牲畜数多,“论效劳诸臣功,复大同总兵刘汉都督佥事职”(上书8208页),因九月内大同有贼出没,“诏革汉职,下按臣讯治”(上书8314页)。

 四十一年(1562)十一月,“宥原任大同总兵刘汉罪,令充为事官立功自赎”(上书8467页)。

“四十二年(1563)春,敌入犯宣府滴水崖,刘汉却之,敌遂引而东”(《明史》卷三二七,外国传)。十月丁卯,“虏拥众自墙子岭磨刀峪溃城入犯”,“诏宣大总兵马芳、姜应熊、刘汉等速调兵入援”,“陵地以刘汉护守”(《明通鉴》1761页、《明世宗实录》8582页)。十一月丁丑,庆御敌功,“原任总兵刘汉护守京陵功,升一级”(上书8590页)。

 四年后,隆庆元年(1567)三月,有司劾前功有疑,“镇守总兵官马芳、都督同知刘汉、都督佥事孙吴、王孟复……各遵诏自陈不职,章下兵部复奏得旨:芳、汉……俱留用举,革任闲住”(《明穆宗庄皇帝实录》161页)。二年(1568)四月,再议前功过,“总兵刘汉等罪宜按问……汉等下御史问”(上书525页),判的什么罪,明史、实录未再记载。三年(1569)去世,是被杀?是气愤,是病故致死?不得而知。死后未回原籍东昌府平山卫,其族谱记载其后世“生子无考”,失续。地方志也仅记其在平山卫的官职。后知葬于平虏(今朔州平鲁区凤凰镇)东南四里处,立有墓碑。

 刘汉这期间参战13次,立功8次,败或立功有疑受革职、下狱4次,最后一次“下御史问”,至死。这就是武将与文官不同的人生悲剧:文官多为政见或与奸党斗争失利受贬、获罪,后世容易辨别忠奸作出公正的评价;而武官武将则是在战斗中因胜负定赏罚、治罪、直至处死。往往胜败相间,功、过、罪交叉,或以罪掩功。这些在短暂环境下的过节后人难以理清,无法作出恰当评价,也难书其史,甚至含冤千古无人知。刘汉的历史即是如此。直到四百多年后的今天,当地政府在其墓前设的宣传标志上,才认定他“生前镇守大同地方,(为)都督佥事,操持军马,固守城池,抚安兵民,防御贼寇,杀敌无数。为国家安全、防御外来侵略做出重大贡献。”

 武官的另一悲剧是后人对其历史记载错讹,如对刘汉籍贯就记载不确:⑴北京图书馆版《地方志人物传记·华北卷》第43册《大同府志》卷之三、卷一八,书“平鲁卫人”;⑵中华书局、巴蜀书社版雍正四年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·明伦汇编·官常典·将帅部·名臣列传》九九(第35884页)书“大同人”;⑶刘汉墓地介绍是“朔州人”。

 平鲁卫,明时称平虏卫。《明史·地理·山西》节中谓:“平虏卫,成化十七年置,与行都司同城,嘉靖中徙今治,领千户所一。”(今治即元时云内州址,清改平鲁县。平鲁县,即今朔州市平鲁区——笔者注)又据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影印清雍正十一年版《朔平府志》卷八“武备·兵制”中记载,平虏卫仅有守御“官军1666名”。从此知道,它与正常编制的卫领五个千户所、官军5600人、军士“七耕(田)三守(御)”的屯军卫体制不同,是专司守御的卫。所说“与行都司同城”,即是与大同行都司同驻大同。行都司,是与行省平列的特设区域,行省是由都指挥司(简称都司)、布政司、按察司共同管理一省的军政事务,而行都司则独自管理这一区域的军政事务。卫的命名基本以所在地名命名,如平山卫、东昌卫、天津卫、威海卫等,平虏卫与行都司同驻大同,其名平虏,平是平定,虏是对敌方的蔑称,即平定敌人的卫。是罕见的不以地名命名而以战斗任务命名的卫,也说明其成员应是从各地调入的军士组成的专司作战群体。说刘汉是“大同人”、“平鲁卫人”、“朔州人”,那应是他的服役地,即先驻大同的平虏卫,后徙朔州平虏卫,“平虏”后又改“平鲁”,都非原籍。他的原籍“东昌府平山卫”被后世文官忽略,而失记。或志书对卫籍军人不记原籍,东昌刘氏家族就是这样,其原籍是徐州沛县,各志书都是记载的“平山卫人”。以嘉庆十三年版《东昌府志·将领》为例,“魏谊以上平山卫”,“陈阿衡以上东昌卫”等,均不记原籍。刘汉、刘宠的一二代祖先刘通、刘裕,东昌府县志未载,他们的家乡沛县,嘉靖二十二年版《沛县志》都有记载,大概其原籍还不知他们已入卫籍。

刘宠,掌山西都司功过交错

 刘宠,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元集记为“世袭指挥同知,诰授怀远将军,奉政大夫。”

 正德初年,刘宠奉命赴九边镇之一的太原边镇御敌,升授太原前卫指挥使。四年(1509)七月,“升太原前卫指挥使刘宠为署都指挥佥事,掌山西都司事”(《明武宗毅皇帝实录》1195页),东昌府志、聊城县志记载为“都司”,是都指挥使司的简称);五年(1510)四月,因治军不严,“罚刘宠革其见任”(《明武宗实录》1365页);九年(1514)三月癸未,“山西都指挥佥事袁琳、署都指挥佥事刘宠、钱清坐失捕盗,俱降一级”(上书2257页);十二年(1517)正月乙未,“升太原前卫指挥使刘宠为都指挥佥事,以缉捕强贼功也”(上书2840页);十六年(1521)十二月乙酉,“命山西都指挥佥事刘宠充右参将,分守大同中路地方”(《明世宗肃皇帝实录》325页),事毕交还印信,回平山卫所。

 嘉靖十二年(1533)刘宠参与重修光岳楼,同年《重修光岳楼记》碑阴题名为时任官职。

户籍在卫,后世崇武继续

 尽管刘鉴、刘汉、刘宠等都仕途坎坷,虽拼死御敌,仍落个戴罪之身。但身在卫籍,依旧以崇武为继。刘宠长子延泰,因年幼“照例优给”;次子延高,入武庠,乡试武科中举第一名,《聊城县志》记载:“刘延高,武解元,平山卫人”(《聊城县志》宣统二年版卷七“选举志”第49页)。

 刘延泰之子武臣,“照例优给指挥同知”。此时卫所制早已嬗变为近似企业性质的组织,从事耕种、漕运、仓储业务。明亡清立后,仍沿袭卫所形式,刘武臣之子即贵“世袭指挥同知”(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《东郡刘氏族谱》元集)。康熙二十七年(1688)裁平山卫并入东昌卫,免职,入武庠。综合计算这个家族有武职官员镇国将军1人,五军都督府都督1人,总兵1人,都司1人,卫指挥3人、指挥同知6人,钦封怀远将军4人,守备4人和恩赐八十散官1人,武解元1人。

(作者系聊城糖酒站高级经济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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